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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村大债”让基层负重前行
shuai 2019-06-04

“小村举大债,白条一大堆。”这已成为个别地方村级债务的真实写照。有的村白条竟然打了近40年,到底是谁欠下的都无从找起。

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近日在西部多地采访发现,部分农村负债问题严重。有的村负债几十万,有的超过千万;有的是上个世纪的“白条”,有的是近几年的新债;有的村干部被围追堵截不敢出门,有的村干部被逼借高利贷替村还债。“旧债未了又添新债”,多数村没有偿还能力,只能眼睁睁看着村级债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。

欠债几十年:白条一大堆

“白条到底有多少张我记不清了,不过应该有1公斤重。”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生盖营村村民云有贞反映,从2008年至2013年,十多位村干部因检查、雇工等用餐,在他家饭馆打了30多万元的白条,一直未还。记者看到,这些泛黄的白条欠款额从一百多元到几百元不等。

事件引起新城区政府关注,在纪委等部门介入下,30多万元的债务最终决定“谁打的白条谁来还”。尽管村干部们觉得有些无奈,但又不得不“担当”。前任村主任委屈地说,自己只是作为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在欠条上签了字,这笔钱跟他没关系。白条到底由谁来还仍在争议中。然而,记者发现,这笔陈年旧账仅是生盖营村村级债务的冰山一角。

这几天,生盖营村的村支书刘建平、村主任渠源湖被催债整得焦头烂额。“有好几拨人同时讨债,其中一家企业盯得最紧,三年前村里欠下人家土地补偿费80万元,天天打电话催。”刘建平说,“企业让我给打个欠条,我才不哩,一打条就会被起诉。”渠源湖显得更为焦虑,他说,等年底几个工程审计完就该付款了,村里的缺口估计有三四百万元,到时日子更不好过。

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,日子不好过的不止生盖营村。记者随机入户了乌兰察布市一乡镇,据“三资核算”结果,镇里8个村中有5个负债,其中一个村负债27万余元。记者来到该村采访,村支书向记者倒出了一肚子苦水。他讲述,债务主要有村干部多年前的工资、村干部垫资、雇工费、机电井维修费等,有的是1997年欠下的工资,有的是新近欠下的维修费。“历届村两委欠下30多位村民的钱,父亲死了,儿子接着要,拧得很紧。”

存量大、增量多、无偿还能力,这几乎是大多数村子面临的普遍问题。有的村白条打了近40年,到底是谁欠下的都无从找起。而近几年新增的债务更是量大惊人。某县的村级债务规模达7.9亿元,仅一个镇的村级债务就达7700万元,其中最多的一个村负债超过1000万元,总负债占总资产的50%。陈年旧账一般是吃喝欠下的,新的债务大多用于公共事业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。

“民告村”接二连三:村干部玩起“躲猫猫”

催债的压力和躲债的困扰,让一些村干部苦不堪言。乌兰察布市一村支书郭海俊苦笑自己是“两肩挑”村干部,一肩挑着发展的担子,一肩挑着沉重债务。前些年他按照镇里安排,联系挖机队为村里拆危旧房,欠下150万元工钱,20多名工人直接堵门、扣车,赖在他家不走。迫不得已,他借高利贷等还了40万元。“我去镇里要了四五十趟,真不知道哪天能还清。”

最近,在某个全国文明村当村支书的董建军“压力山大”。他刚收到债主通知,“我要起诉你们村,等着法院传唤吧”。他讲述,评全国文明村前后几年,村里组织了200多次村民才艺展示,其间招呼大伙用餐,欠下约12万元餐费;村里盖起戏台,村民和上级领导要求唱戏,累计欠下约49万元演出费,剧团甚至把他家的几车水果扣走抵债。“这次是因为还不起钱,一个戏班子起诉了村里。”

这种“民告村”的案例不在少数。在内蒙古中部一村庄,村集体欠了四五十户农民的钱,村民多次索要未果,告到了镇纪委,还有的直接将村委会告上法庭。

此外,村级债务的形成还与财务管理松散,项目建设村级匹配金额过大,个别村寅吃卯粮超能力发展等因素相关。一些村干部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,甚至突破了专款专用限制。2014年,赤峰市山嘴村25万元地面硬化项目中,村支书、村主任将本应20厘米厚的水泥混凝土,降为10厘米,节省下11万元还了村级欠债,2017年两名村干部被问责。

还有一些村,对待村级债务走了极端,怕生债而不敢想、不敢干,认为“拨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,没钱就不干事,不干事就不会负债”。这种“等靠要”思想同样制约农村发展。采访中,一些村干部表示,宁肯不发展也不负债,哪怕欠下一块钱,最后都是找自己来要。

多数欠债为发展:发展还债是正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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